
在六十年代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上海配资,军队中一些干部得到了越级提拔。像李德生、刘贤权、刘丰、马宁等人,都在这个时期走上了更高的位置。
说到刘丰,很多人可能并不太熟悉。在1967年七二零事件之前,他仅仅是武汉军区空军的副司令。直到事件发生后,武汉军区军政主官的职位空缺,他才被迅速提拔为武汉军区的政委,并与空降而来的曾思玉司令搭档。按照刘丰原来的职务,他当时的级别相当于副兵团职,而现在一跃成了大军区的正职,几乎是连跳了三级。就职务、资历和能力来看,能担任武汉军区政委的人并不算少,然而他作为空军干部转任陆军职务,也算是特殊时期的特殊安排。在当时,那些不合常规的任命和晋升屡见不鲜,大家已经习以为常。刘丰在担任武汉军区政委的四年里,直到九一三事件爆发,才宣告了他政委生涯的结束。这其中的原因,归结起来,就是他话太多。无论是无意还是有意,泄露了太多不该透露的秘密。 事情的起因可以追溯到1971年8月。那时,毛主席多次来到武汉视察,甚至小住。1969年10月到1970年3月,他曾在武汉停留过一段较长的时间,1970年也曾到武汉视察。而1971年8月,正值酷暑季节,毛主席再次来到武汉,接见了当地军区的主要干部。在当时,湖北革委会主任和武汉军区司令由于在大连接受肾结石手术治疗,未能及时返武汉。于是,政委刘丰就与地方领导刘建勋、王新等人谈了话。会议的主题围绕着马列主义展开,强调不要走修正主义的道路,要团结,不分裂,不搞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而不是搞阴谋诡计。会议内容不仅仅传达给武汉军区的领导,还被告知了其他地区的干部,包括广州的刘兴元、丁盛,广西的韦国清,江西的程世清,福建的韩先楚等。这些重要讲话,毛主席特别叮嘱各地的领导:你们听了就好,不要告诉别人。还特别嘱咐刘丰,等曾思玉回来后,可以转告他。实际上,这次会议的内容是有针对性的,虽然当时很多人并未察觉或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具体指向。半个月后,曾思玉从大连返回,刘丰按照毛主席的嘱托将这些内容转达给他,并强调必须严格保密。几天后,海军政委李作鹏陪同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吴振宇大将来到武汉参观潜艇。刘丰去驻地看望李作鹏时,竟然将毛主席在武汉接见各省负责人时的重要讲话内容告诉了李作鹏。李作鹏不仅是海军第一政委,还是副总长,军委办事组的核心成员,并且在党的九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李作鹏从刘丰的话中察觉到了不寻常的信号,感到越来越紧张和不安。 这件事与1970年庐山会议上的一些争论不无关系。会议期间,陈伯达提出了一些激进的看法,而黄、吴、李、邱等人都表示支持。最终,会议形势发生转变,这些人都进行了公开的检讨。尽管表面上会议顺利通过,但实际情况并没有完全结束。特别是在提到不主张自己的妻子担任办公室主任这一点时,言辞非常有指向性。副统帅的办公室主任是他的妻子,黄总长的办公室主任也是他的妻子,吴的妻子是空军司令办公室主任,李的妻子是海军办公室主任,邱的妻子则是总后勤办公室主任。这些言论无疑在李作鹏心中引发了警觉,回忆起那晚在陪同朝鲜贵宾时,他的心情变得越来越沉重,难以释怀。李作鹏回忆说,尽管自己在宴会上陪着客人,但他桌上的那杯茅台酒始终没动,整场宴会仿佛只是走个过场,礼节性的陪同而已。刘丰则以胃病为由提前退席。 晚宴结束后,曾思玉和李作鹏一起去了刘丰的住处看望他。虽然刘丰让他们坐下,但看起来并不像生了重病,李作鹏猜测,刘丰可能是在谈话过程中意识到泄露了不该说的内容,感到后悔和不安,才声称生病。李作鹏的推测似乎没错,刘丰之所以透露这些话给他,不得而知。几天后,九一三事件爆发,刘丰的压力剧增。到11月,上级决定让武汉的曾思玉、刘丰、张体学、方铭、肖前、傅传作、赵兰田,河南的刘建勋、张树芝、王新等10人前往北京京西宾馆开会。会议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要把刘丰首度泄露情报的事情彻底澄清。曾思玉回忆称上海配资,刘丰在会上显得异常紧张,心情惶恐不安,开始进行自我检讨。会上,上级领导明确表示刘丰不再适合继续担任政委职务,决定推荐南京军区副政委王六生接任。然而,会议未能顺利结束。在随后的过程中,由于刘丰服用药物过量试图轻生,最终被送进医院抢救。尽管他被及时抢救回来,但从此他逐渐消失在了公众视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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